簡單來說，律師（尤其是訴訟律師）是一個“有人花錢請你打官司，你才能生存下去”的職業。從這個角度講，“花錢請你打官司”的委托人可謂“衣食父母”，律師應當對委托人心懷感恩。對辯護律師而言，刑事訴訟事關當事人的生命和自由，事關一個、數個家庭的幸福美滿。這樣的委托關系，絕對是以彼此“高度信賴”為基礎的。

在職業道德、執業心態上，律師與醫生具有高度的相似性。醫生治療的是人的身體健康（一般意義上）；律師治療的是人的社會關系。可以說，刑事辯護與醫術一樣，是治病救人的“仁心仁術”。

有“仁心”才有“仁術”。對于委托人所面臨的困境，辯護律師理應具有“推己及人”的感同身受，或者說，至少要有一定程度的同情心。有時候，辯護律師在工作中所體現出來關懷、溫度，可以起到治愈人心的作用。在筆者辦理的刑事案件中，其中不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羈押、審判，整個家庭瀕臨破碎、委托人身患重病、甚至懷有輕生之念的情況。此時，辯護律師可以通過專業素養，讓委托人看到希望；可以通過情感溝通，讓委托人感到溫暖，沒有被社會拋棄。劉哲檢察官有句話說得特別好：“你辦理的不是別人的案子，而是別人的人生”。如果辯護律師具有這種高度的社會責任感，恐怕沒有辦不好的案子。前些年，上海評選“東方大律師”，標準是“德技俱佳”。

“德技俱佳”與“仁心仁術”在理念上十分相似，筆者以此自勉。

在初期談案、簽約時，辯護律師要力爭以專業素養打動人心，爭取簽約。俗話說，“貨比三家”。在辯護律師與咨詢客戶見面前，其很可能已經走訪、咨詢、洽談了多家律師事務所及律師，也在不斷比較律師、律所的實力。在傾聽客戶陳述基本案情、目前所處程序的基礎上，辯護律師應充分展現自身的刑事法律功底以及辦案經驗，從定罪量刑的實體問題、刑事訴訟的程序問題、刑事司法政策等角度，予以盡可能詳細的分析解答。切忌不談專業、只談報價；切忌承諾結果；切忌預測結果。

在完成簽約、收費后，咨詢客戶成為了真正意義上的“委托人”。在整個訴訟程序中，要力爭做到“精細化辯護”：目前進展到哪個階段、律師可以做什么、可以去爭取什么。在涉及到取保候審、逮捕必要性審查、審查起訴（閱卷）、交流法律意見、訴至法院、庭前會議、開庭以及預約會見等工作時，務必提前、主動提示委托人，讓委托人意識到“我的律師一直在跟進”，“不用揚鞭自奮蹄”。辯護律師一定要把程序做豐滿、做扎實，切忌簡單化、被動化。

在專業溝通上，辯護律師應樹立“規范操作”意識，切忌為了討好委托人，不當泄露案件重要信息，尤其是《起訴意見書》、證據卷宗、證人信息、被害人信息。有時候，向委托人披露證人、被害人信息，會面臨極大的刑事風險。實際上，委托人有時候并不知道律師的執業規范，不知道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是違規甚至是犯罪行為。比如：會見時傳遞涉案信息、傳遞紙條、干擾證人作證、引誘被害人更改筆錄、毀滅罪證、偽造證據、掩飾隱瞞犯罪所得、行賄等。此時，律師要立場鮮明地向委托人講解清楚，絕大多數委托人都能理解，并打消不當的念頭。

在專業溝通上，辯護律師還要學會“利用”委托人，從委托人身上尋找辦案線索，把委托人變成辦案“小助手”。一般來說，委托人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長期共同生活，對于其品性、生活習慣、工作情況乃至與案件有關的基本案情都非常熟悉。其中，可能包含重要的“辯點”，需要律師去挖掘。此時，律師需要放低姿態、認真傾聽，不要有“我是專業人士，我不用外行人教我怎么打官司”這樣的思維。作為訴訟律師，思維的開放性非常重要。在事實、常識、常理、常情面前，所有人都是平等的；而恰恰是事實、常識、常理、常情，構成了律師辯護最重要的“原材料”。

比如，筆者曾經承辦一起盜竊案，盜竊數額特別巨大，一審判決有期徒刑十三年，被告人不服，提起上訴。其姐姐從貴州趕來，委托二審辯護。在溝通過程中，委托人聊起弟弟的成長經歷及品性，并稱：一審《判決書》中認定的其中一筆盜竊，金額達四十余萬元，這一筆不可能成立，理由是其弟弟天生膽小，游手好閑、小偷小摸是有的，這么大一筆錢放在他面前，他是不敢偷的。律師當然不可能以此為辯護理由，但在會見上訴人時，著重核實了這個問題。很巧的是，上訴人本人也有類似“錢太多反而不敢偷”的說法。筆者順其思路審查了案卷，發現：（1）上訴人對其他盜竊事實均認可，唯獨不承認盜竊這筆四十余萬元巨額現金，在承認的盜竊事實中，往往都是幾百元現金、手機、香煙、手表等物，沒有價值特別貴重的錢物；（2）被害人及其家人陳述自相矛盾之處頗多，疑點重重，關于該筆巨額現金來源、為何藏在家中、究竟藏在哪個柜子、哪個抽屜，前后有多套不同的說法；（3）四十余萬現金不是小數目，即使全部按照百元面額來算，也要占用相當大的空間，從現場勘驗筆錄、柜子照片、抽屜照片看，被害人所說的“抽屜”又放置了舊報紙、首飾盒等不少雜物，絕對有理由懷疑“抽屜”不可能盛放如此巨額的現金，本案沒有偵查實驗等證據佐證；（4）從案發到抓獲犯罪嫌疑人時間緊湊，沒有證據顯示其有時間去處分如此巨額的現金，沒有查實所謂錢款的去向。筆者按照這一思路撰寫了二審《辯護詞》，經開庭審理，二審法院判決該起盜竊事實不成立，刑期由十三年改判七年。

又如，筆者2019年承辦的某案，案件來源、抓獲經過、犯罪嫌疑人本人供述均顯示是在家中“抓獲歸案”。委托人是其妻子。在溝通過程中，委托人無意間說了一句話：“那天早上，他送孩子上學回家，半路上我還給他打了電話，問他家里來警察了，是怎么回事”。這引起了我們的重視。經詳細查問，發現：犯罪嫌疑人是在明知家中有警察蹲守、明知警察前來是因為自己涉嫌犯罪，而主動、自愿趕回家中的，應認定自首。針對這一重要的量刑情節，我們撰寫了《法律意見書》，并提交了（1）夫妻二人通話記錄，證明其在從幼兒園回來途中，主觀上明知有警察在家中等待；（2）犯罪嫌疑人與被害人微信聊天記錄，證明被害人不久前曾警告其要“報警”，其主觀上明知警察前來的原因是因為自己涉嫌犯罪。經檢方調查核實，在審查起訴階段即認定了“自首”，并取得了比較理想的判決結果。

再如，某企業家涉嫌詐騙罪，犯罪數額特別巨大。在批捕后，我們向家屬“布置作業”，不僅完成了全部賠償、諒解工作，還積極運用“保護企業家”政策，指導家屬制作并提交了《情況說明》，內容涵蓋企業基本情況、經營規模、取得資質和榮譽、目前的經營狀態等。后來，經檢方調查核實，最終決定變更強制措施為取保候審。

在辦案過程中，專業溝通是主要內容，專業以外的溝通也是取得信任、增進感情的有力武器。

比如，在溝通過程中，適當詢問、關心委托人的工作、生活狀況以及身體健康情況；在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時，適當介紹近期家庭成員情況，轉達家人的問候。

關于溝通方式：有關案件的重要事項（比如講解法律意見、辯護方案），最好面談，通話或者微信稍顯不正式；常規工作、日常問候，以通話、微信等方式為宜。切忌：僅留存一個電話，并叮囑非工作時間不允許聯系律師，不得干擾律師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