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辦律師】李常永

【關鍵詞】 敲詐勒索罪、無罪

【案情簡介】

《起訴書》指控：“自2015年起，被告人武某多次無故到北京上訪。在某供電公司和太原供電公司就其信訪事項答復后，被告人武某繼續到北京上訪，并在黨的十九大召開期間，于2017年10月20日以向十九大中外記者曝光其上訪材料及以身殉國相威脅，向某供電公司經理汪某索要15萬元，后汪某于2017年10月21日向武某提供的其丈夫章某在某建行開戶的銀行卡打款3萬元。”

一審某市人民法院判決武某犯敲詐勒索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六個月。李常永律師接受委托，為武某提供辯護。

二審期間，李律師與太原市人民檢察院、太原市人民法院充分溝通，在開庭審理時充分發表無罪辯護意見。太原市中級人民法院裁定撤銷原判、發回重審。

重審期間，某市人民法院兩次開庭，李常永律師均發表無罪辯護意見，論證武某系維權行為，不構成敲詐勒索罪。

訴訟過程中，某市人民檢察院以證據不足為由，于2019年11月20日決定撤回起訴，某市人民法院裁定準許撤回起訴。武某終獲無罪釋放。

此案因涉及“農電工”、“上訪”、“十九大”等因素，備受社會關注。本案庭審直播點擊量將近一千萬次，有較大的社會影響。自李常永律師接受委托后，一直作無罪辯護。在歷經一審、二審、發回重審共計五次開庭后，以某市人民檢察院撤回起訴而告終。在看守所羈押兩年兩個月后，武某重新獲得自由，回歸社會。

【根據指控可能面臨的刑罰】有期徒刑二年六個月

【辯護意見】

綜合全案事實、證據和法律適用，武某系“事出有因”的維權行為，主觀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不構成敲詐勒索罪。

一、武某確實與某供電公司簽訂過正式勞動合同，身份是單位正式職工。

二、2003年至2007年，武某沒有與某供電公司續簽書面的《勞動合同書》，但是存在有事實上的勞動法律關系；不簽訂書面《勞動合同書》是某供電公司的過錯，而不是武某的過錯。

三、2007年12月，某供電公司沒有與武某協商一致解除勞動合同，也沒有給予武某經濟補償，武某有理由相信自己與某供電公司仍然存在事實上的勞動關系。退一步講，即使某供電公司想要解除勞動關系，也是違法解除。四、某供電公司應當與武某簽訂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而未簽。

五、某供電公司所謂“勞務派遣”實際上是違法的“逆向派遣”，與《勞動法》、《勞動合同法》的明文規定相悖。六、武某要求“同工同酬”、補交保險等訴求于法有據。

七、截止到事發時，武某與某供電公司的糾紛并未得到解決，武某所要求的與某供電公司其他員工“同工同酬”沒有得到解決，不屬于司法實踐中已經獲得補償或者已經達成和解方案而繼續索要財物的情形。

八、武某主觀上是依法、依政策來談解決方案并索要補償，不是無故、非法索要。這一點，從汪某與武某的通話記錄看，武某對此有情形的認識。

九、本案不存在“被敲詐勒索”的對象：自始至終，武某都是向某供電公司尋求勞動爭議的解決方案（包括補償方案），果大某、汪某均代表公司履行職務行為；武某沒有任何侵犯汪某個人財產及名譽的主觀故意和客觀行為，《起訴書》指控的“向經理汪某索要15萬元”的事實與邏輯不成立。

十、武某的行為不是敲詐勒索的“威脅”行為。

十一、因果關系倒置：從談判整個過程看，“給武某打款”是公司及汪某出于“截訪”的目的而主動實施的行為，打款、給錢的意思在前，與武某的電話溝通在后，并非因武某的威脅而付款，二者之間沒有必然的因果聯系。

十二、新的證據：根據武某與汪某、劉某平的通話錄音及短信內容，10月21日，武某在知道劉某平打款辦理不順利、沒有打款的情況下，在汪某打款之前，就已經明確告知“算了”、“不想要”、“不要了”，可知其主觀上并沒有“非法占有”錢財的意圖；此時，武某行為與汪某打款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已經被截斷；汪某仍然陸續向其丈夫章某賬戶打款的行為，是汪某個人行為，與武某無關。

十三、法律依據：根據現行《刑法》及司法解釋，主觀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不能定侵財犯罪。

十四、案例參考：武某的行為是維權行為，即使維權的手段稍有偏激，也不構成敲詐勒索罪。

【裁判結果】

二審法院認為：

原審法院認定本案的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五條第一款第三項之規定，裁定如下：

一、撤銷某市人民法院XXXX刑事判決；

二、發回某市人民法院重新審判。

重審法院裁定：

在訴訟過程中，某市人民檢察院以證據不足為由，于2019年11月20日決定撤回起訴。本院認為，某市人民檢察院的撤回起訴決定符合法律規定，本院予以準許。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二百四十二條的規定，裁定如下：

準許某市人民檢察院撤回起訴。